像少年啊奔跑！

在隔离期间，一口气看完三十集《潜伏》，太激动了，中间哭过笑过无数次，乃至最后一集里翠平同志终于生出了革命的下一代，彼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通过电台传来，我一下子就热泪盈眶，感同身受的胜利感汹涌而出啊，MD，终于解放了！

实在是非常喜欢余则成同志！嫁人要嫁余则成！不过冷静下来想了下，一开始其实也不怎么喜欢的，虽然他还是一以贯之的沉着聪明，之后他为了左蓝而开始潜伏时，也不是那么喜欢的，一句话，个人再大也大不过时代，要成全个人，唯一路径就是将其身心透彻的浸入时代之中。余则成便是这样的，乱世仍有信仰，同时又是信仰的实践者，这实践便是红色革命，也只有在他最终成为一个革命人的时候，此人的生命才完全的敞开，其光芒才真正的闪耀出来。

而极大的“改造”着我的，是翠平和余则成的爱情，几乎修正了我长期静止的爱情观。翠平是山里的游击队长，阴差阳错的派来城里做间谍余则成的假太太，她不识字不体面，粗俗，甚至愚蠢，但她爽直，重义，有使不完的气力和乐观，她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但这根本不重要，她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而这又是与家国大义联系起来的，她因此而自足。

余则成在深入革命的过程中“成长”，他们的爱情同样也是，中间有一段，翠平用打游击练出来的好枪法暗杀了汉奸陆桥山，余则成大为佩服，感慨了好几遍“你拿起枪时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嗯...你天生就是一名女战士”，这是余则成爱情的开始，他过去爱左蓝，并不是因为她是女战士，但现在爱翠平，则是与他自身的生命进程相一致的选择，在余则成那里，革命，理想，生命，爱情，从来没这么统一过。

我特别喜欢剧里的两个女人翠平和晚秋，尽管她们各自的缺点都很明显，却有种当下时代罕见的鲜活和生气，两个女人，一个是乡下游击队长，一个是城里的小资，一个满口粗语，一个成天写诗说“忧伤忧伤”，她们立场不同性格大异，各自都爱着余则成，却又爱的可圈可点，哪像现代人这般委琐小气，她们之间也有嫉妒憎怨，却是利落的，明快的，晚秋弱弱的说“宁愿做小”，翠平大骂“不要脸”，然而当晚秋被丈夫打了，翠平却第一个冲过去要替她出头。她们之间始终充满了一种女人间独有的情谊和信任，而这正由于他们各自性格的饱满，敢爱敢恨，同仇敌忾。

晚秋个人之小爱破灭后，嫁了个流氓，不堪玉碎，只能自杀，否则能怎么样呢，这样的故事古往今来，而一九四零年代就能够给出另一种可能性——余则成决定送她去延安，“那是通往未来的路，比爱情更美好”，“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在任何人听来都会心动（或许反而在眼下时代会显得好笑，但悖论是，必须先有这样的冲动和想象，才有可能创造），出于现实的缘故，我仍旧会警惕任何一种乌托邦，但不可怀疑的是，在那个时代，延安的确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唯一一种可能性。晚秋坚信余则成是她唯一的爱，余却告诉她说“在延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这话我同样也相信，晚秋的爱情会落实在延安，因为革命人会爱上革命人。

剧里还有一段我特别喜欢，余则成不敢接受翠平的爱，犹犹豫豫的，翠平不高兴了，他琢磨着“开导”她，“你在想什么呢？”，翠平回答，“想男人”（好直接！），余一叹气，“我们的工作很危险，要死人的，我觉得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就没权利结婚，我一直都不敢去想，一个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孩子”，这话一般人听了也就只好怏怏了，偏偏翠平有这个力气这样说，“我帮县农会发过烈士证，一天就发了二十多个，那些寡妇，没人像你说的那样，都撑得住”，“参加革命的人谁没想过死啊，自己死都不怕，男人死了就活不下去了？”

看到这一段，热泪之余，忍不住叫一声好！长久以来中国电影电视上的女人，要么缺席，要么只是被男性欺哄的陪衬物，要嘛铁板一块，这一次算是活了，应该沿着《潜伏》开始，把女性继续说下去！

别的不说了，我还要去看《人间正道》！

《朗读者》这部电影在尝试着探问一些很深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一直有效的。当我们发现果然绕不过它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一次的回答自己，为什么在今天仍旧需要不断的反思纳粹。

那么，纳粹是少数决策者的结果，还是集体意志的结果？在举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这种暴行之中，其中的执行者，比如片中的汉娜，她的行为是服从于权力，还是服从于恶？当绝对权力者在行使恶，那么服从者本身的意志处在什么位置？当人自身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下的工具时，这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是其罪行的承担者？当我们说反思战争时，我们如何去反思人性？

涉及到人性，那么道德与恶是什么关系？纳粹问题能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恶又是不是一种意志？此处又不免想到尼采，他的想法很彻底：所有意志都包含了命令与服从的因素，权力不是按理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为不能在道德的基础上正当化。亦即，根本就没有所谓正当性的问题。

而卢梭的问题正是在此处见出复杂，诚然，纳粹思想是社会进程中的产物，但如果承认了人性是教化的结果，那么顺理成章的，片中的汉娜当然可以通过在监狱中重新识字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反省和赦免，而性和爱，同样被赋予更普遍意义的人性，似乎想提供某种救赎（还好失败了，否则就真成《色戒》了），对此我是无法被说服的，我反对的恰恰便在这里——爱情不能成为救赎，生死朗读的伟大文学也不能成为救赎，尽管爱情和文学毫无疑问是美好的，但它们不能代替审判，因为没有什么理念能抵消事件本身，一个事件无法抵消另一个事件，尤其是在这个糟糕时代的今天。

片尾受害者告诉男主人公，“如果你只是要宣泄，去电影院，去看文学作品，别去集中营”，在我看来这是这部电影最棒的一处，它不回避反省自己——它自己也不过是电影——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却有可能置于自身之上在更严肃的位置上向我们发问。当事件成为了历史时，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宣泄”，叙述不能成为对历史的消耗。同时也要警惕反思本身，首当其冲的还是竹内好说的，“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

此外，这部电影用性爱支撑着叙事，除了商业电影中百看不厌的原因以外，仔细想想实在是无可奈何，为什么日复一日在电影里一成不变的只有这些东西才可以比对宏大主题呢，为什么必不可少的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引导着我们进入形而上呢？这个时代是如此依赖身体感觉，我们靠它们来成全深刻，就势必会面临着被它们偷换着深刻。

是大龄女博士开始怀疑身体了么？不，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只是要宣泄，去电影院，去看文学作品，别去集中营”。

而我总是年轻

晚上，像个瘸腿的蚂蚁一样，我摸摸索索的在宿舍搬东西写东西，却好像永远也忙不完。临睡前突然很想看部电影，找出大家这几天都在说的《二十四城记》，没想到是这样的，没想到这部片子这么“大”，可是我又几乎完全没法对它说些什么，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觉得生活之流与电影汇合了，当然，那电影又去了哪里，这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我却无法去想，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度试着提醒自己其实正在透过镜头去看那些的厂房，看那墙上剥落的绿漆，可是镜头在哪里呢？我放弃了，我远远无力去对象化这一切，转而确信这正是我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而不仅是我想看到的，早由不得我了，它们长在我的肉里，就像赵涛演的那个女孩，她逃不了，外面多长时间了也得回家睡，你背弃不了这些记忆，它们让你疼痛，可如今也只有它们能让你疼痛。

我们家所在的厂也是三线，也有编号的，叫899厂，为了国防事业，我们也在四川的山沟沟里，我当然知道那斑驳围墙的背后是什么，那是厂里的家属区，那些操场上并没有被拍下来的镜头，是职工篮球比赛，是群众歌咏大赛，再转个弯儿，是子弟校，我在那儿从学前班读到初三，教学质量，举个例吧，我初一时的地理老师，初二教我们英语，初三时又开始教体育，我也有几个同学初中毕业就去技工校，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跟赵刚一样，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跟大人们一起走进轰鸣的车间，却突然想逃跑。最近几次回家，听说厂里越来越留不住人了，我那些久未联系的同学想必最终都逃跑成功了吧？可是，又逃到哪里呢？

而那些劳动的场面，全在我的脑海里。我爸爸就是钳工，钳工是最了不起的，小时候我玩的小榔头小铁铲都是我爸自己在车间里焊的，我们家的不锈钢菜刀全是我爸做的，他还什么都会修。后来厂里的活儿越来越少，我爸的跳棋水平和长牌水平倒是越来越进步，后来他就把工作辞了，那是九十年代初。再后来我爸也下海了，这显然是必须的，因为随后开始了教育改革，上大学要很高的学费了。

小时候我经常去厂里等我妈下夜班，我就像那个固定镜头一样，一动不动的注视着我妈一次一次的测那些个零件，有没有长一厘米有没有短一厘米。还有那个小花，其实每个车间都有一个这样的标准件，我们厂那时大大小小联欢晚会，主持节目的一个漂亮阿姨，普通话也好听，大家都说她长得像倪萍，九十年代的倪萍就是八十年代的小花，这个倪萍后来嫁了厂里一个有点能耐的小中干，这男可一点都不好看，还有点古板，他们后来生了个丑丑的女儿，我读大学时，有一年暑假回家，那个丑丑的女儿来我家弹过几次琴，她就像个丑小鸭，笨拙自卑，全然没留下她母亲的风韵。现在又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个女儿大概也读大学了吧。

很多人在谈论这部电影时提到这句话：“贾樟柯在采访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和工人们的交流，工人们总在说别人的故事，大的事件，而作为个人记忆的我是空白的，“我”不重要，“我”没故事，不足以进入电影。这是那个年代才特有的性格。”

在我看来当然不是这样的。也许工人们的确会以这样的话开头，“我们厂.....”“我们厂长.....”“我们隔壁家....”，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不重要”“我没故事”，而是因为“我”在“我们厂”，是因为“我们厂长”跟“我”有实在的联系，是因为“我们隔壁家”的事跟“我们家”也有联系，这是一个尚未四分五裂的世界，当工人们谈论起一个事物时，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个世界，“我”其实一直都在这里，他当然不具备个人主义意义上的那种重要，但他是镶嵌在这个世界里的，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跟他们有关系，《血疑》里的杏子头也跟他们有关系。

另有人说，工人阶级是无名的，因为“你、我、他”被当家作主的“人民”所掩盖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对立关系上的两种存在，“人民”二字赋予了他们一个共名，同时赋予了他们意义——用更煽情的话，即是片中最后那句字幕中，“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样的意义不是虚妄的，所以这样的个人记忆又怎么会是空白的呢？反而是太大了，大得来无从说起，像生命本身一样沉重。

不过我爸就真能记得很多小细节，他说的那些细节比那个看血疑的叔叔有意思多了，爸爸二十岁那年去辽宁当兵，成千上万个年轻人，部队安排专列送往，所谓“专列”，也就是被塞进密封的火车车箱里，几十个人横着一排排的睡，几个爱捣蛋的想出好多整人的法子。过年时爸爸讲到这一段时仍旧眉飞色舞，可听故事的我现在却怎么也不记得到底是怎么个整人法了。我离他们很远了，我也不知道如何评议上一辈人记忆，但我从不相信它们是没有意义的。

刚才去看了几眼别人的影评，也有若干相当负面的评价，我不是不能接受，是完全想不明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这部电影，用哪些词汇，哪些标准，“真实”？可是，与我而言，不真实的部分已经被我自动补足了，“情感”？大可说电影中的流行音乐每每在情感经由叙述也顶不上去时填补空隙，可我压根都注意不到有音乐在那里，或许，是因为我的情感早于音乐发生之前就足够饱满了，又或许，是当我回忆的时候，我的记忆里本来也有这些音乐的？

那么，又或者是“诗意”？那个红衣服的滑冰的小姑娘，那两个并肩站着照相，羞涩着突然笑出来的工人，他们让我觉得很美很美。

最后，是娜娜，她靠着窗子，慢慢的说，第一个男朋友，第二个男朋友，第三个男朋友，软肋还没在这里，她穿过人群，看到在角落里从事体力劳动的父母，她说，那种心痛，“真的是从内心里痛出来的”。

看到此时，我心中突然充满了感激，感谢贾樟柯让娜娜替我们哭了出来，感谢娜娜回家了。

十三燕这个角色极好，既世故又持重，在无人喝彩一片狼藉的戏台上，他唱《定军山》，那一招一式仍是极尽气宇，这才是真正用生命来唱戏的人。死之前他对梅兰芳说，“以后别把戏服穿出来,免得戏里的人弄脏了”，那份坚守和执悟，这才真是身体力行的艺术啊！

青年梅兰芳那扮相一出，真乃芳华绝代，戏里孙红雷听完《惊梦》咽口水，戏外，我和坐我身旁的男人则是同时长哎了一声，哎到后面都有点幽幽的，此曲只应天上有。

自黎明出场后就开始冗沓，细节中废墨太多，没能把梅兰芳这个人给立起来，前半段凝起来的气反而散了。陈凯歌号称要怕“走下神坛的梅兰芳”，跟邱如白那一段，倒是真走出来一个出淤泥而不染，重情重义的梅兰芳。后半段跟孟小冬那一恋，没气没神的，倒让人觉得挺没劲，也就送把伞看场电影什么的，哪能啊，两个能把戏唱得这么深的人，那岂不是金风玉露一相逢？结局自然是该隐忍，可也没见章子怡真忍出“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这话里面的大悲伤。

赴美那一段，无论是梅兰芳，还是他那些智囊和两个女人，都显得局促小气，那个时代的大气和风云，今人无法再现甚至也想象不出。倒是结尾时，梅兰芳一袭白衣，微微欠身，“谢谢大家，都别跟着了，我要去扮戏了”，他这就转身走了，终末总算又回到了戏里，这一句话隔开了“大家”和“我”，也隔出了“艺术”和“世间”。出，他担负着家-国-时代，蓄须明志。入，他在自己的艺术里独自捍卫那一份孤独和骄傲。

今天是小津的生日，也是忌日，他的生命跟他的电影一样，很齐整，一个大大的轮。 

第一次看小津是好多年前的暑假，是《父亲在世时》，当时爸爸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看书，我使劲忍住不掉泪。还有一次，是去年大雪时，和爸爸一起看了《晚春》，片中的父亲要嫁女儿了，还好爸爸看到这里就出门去了。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觉得属于自己的电影一定是《蓝色大门》这样的，骑着单车在大街上展开双臂，或者再残酷一点的，青春物语。

现在我已经不这样想啦，我觉得我的那一部电影一定会是关于我爸爸的，配角就是他的狗，他们是我心中最深沉的一首诗。

爸爸在外地工作，他住的地方养了一只叫微微的土狗，爸爸经常出差，微微每次都要送他好长一段路，有一年夏天我去看爸爸，然后又跟他一起回四川，那天早晨微微又摇摆着尾巴来送我们，爸爸不断回头，故意凶着冲它说，“回去，微微，回去”。

我也挺喜欢微微，虽然它几乎不认识我，小时候爸爸的画眉鸟就是我的画眉鸟，他的鸽子就是我的鸽子，阿勉是我们全家人的狗，可是现在他有一只微微，却不是我的。

过了一年冬天，很冷很冷，我又去看爸爸，这次没看到微微，爸爸说它死了，有一次不在家时它吃了坏东西，所以就死了。我听后嗯了一声，装着跟爸爸一样的平静表情，心里难过极了。

我的爸爸，怎么说呢，我永远无法描述他，就像小津电影里的爸爸一样，他们是最强大的，承担着一切，却又无所依附，身外一切都在流逝，唯有他们在必然的生活着。大概女儿看爸爸总能看出悲剧性的东西吧，这一头的成长对应着那一头的衰老，自由意味着分离，沉默却是最深沉，这种悲剧更多的是生命自带的，我不晓得是因为我太像他了，还是太爱他了，总觉得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微微死之前，生了一只未满月的小狗，爸爸叫它胖胖。胖胖接替我和微微，陪伴爸爸。去年我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不胖了，非常蠢，像一只真正的动物，自己追着咬自己的尾巴，也能玩上一整天。在湖南下着雪的一个下午，爸爸用蜂窝煤烧了一大锅热水，我们在那个简陋的小屋前给胖胖洗了一次澡，蒸气腾腾，手忙脚乱，小津要是看到这场面，他一定听得到在这底下深邃的声音。

前几天打电话，似乎胖胖也死了。不过，好在不久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股市回暖，手有余钱，下午，心念一动，买了将近四公斤的碟，什么世道，按公斤论！哥们知道后万分痛心疾首，一再呼唤我应该去“买书！买书！买书！”

可是我觉得很圆满撒！买了侯孝贤的全集，几部伊朗电影，几部意大利新现实，一直买不到的费里尼《甜蜜的生活》，安哲罗普洛斯《永恒与一日》，等等等等。

淘宝上那个卖家很搞，话好多啊，用尽所有口舌，生动活泼的吹了无数个我都不好意思揭穿的牛皮，问他碟片质量如何，他就信口雌黄的说，“我这雇了2个人专门每天用3台设备一张张仔细检测碟”，吹他的希区柯克全集质量如何好，“压缩碟都能做到带英文字幕，你见过吗？”，居然还有电影梦想，“我要不是自己喜欢电影，早转行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太爱电影了 所以放弃了省台的工作做了一名专职碟家”

但是一涉及到价钱，这个太爱电影的人那也绝对不肯短一分，“那天一个上海人买了1千多我都没办法给他优惠，你买了这么多，我才赚二三十！”，过了一会，又自己计算出一番数据，向我表白，“你看，我还倒贴钱呢！”

我想象着，MD 碰到了个大陆版的“马拉桑”！

我不想让他的小聪明得寸进尺，好拿这套说辞去糊弄其他人，所以颇没好脸色，又因为他的小气，付完钱之后我颇有些愤愤，心想永远不要再去他那儿买碟，不料此人突然暖融融的来一句，“等你看到包裹时，会大吃一惊的，因为有礼物送！”

我一下子就乐了，虽然明知所谓的礼物，大概也不会是什么好货，还是真诚感谢了一番，他又来劲了，得意的说：“我做人是默默的，所以就算你不和我讨价还价，我还是会送额外礼物的”

也真够厉害的，都这样了，居然认为自己很“默默”

在我逃走之前，他又热情洋溢的追在我后头说了一句，“大家都是爱电影之人，大家一起共勉噢！”

哈哈，乐坏了，民间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上周看完此片，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在“媚日”与“台独”之外，拓出新的讨论空间，比如从个人与时代历史叙事这个角度，因为我预设的是，全国人民都能看出电影里台湾人五十年前送殖民日本人回老家时那种欲说还休的依恋与不舍了（连大可都看出来了，全国人民能看不出来么！），这当然不是女主角一个人的依恋（这也是“民风民情”的一部分），这样看来，这部片子里的政治意识形态显然是不证自明的了。

么想到啊，刚才看了几眼群众们的评论，要嘛是“很喜欢”，就连不喜欢的人也恳求道“能不能不谈政治，就谈电影”，那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用日语读得凄凄惨惨的那几封信——故意虚化成很抽象很没历史感的一段爱情。

我这个人在政治立场方面一点也不激烈，羞耻点说，几乎等于没立场，主要是因为缺乏历史知识，很多问题找不到判断的坐标，但显而易见眼下这个“moment”，已经不是知识而是常识了，台湾本土的民族主义叫嚣尘上，一副“重新书写新篇章”的姿态，大陆这边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几段煽情的日本情书就轻易收编了大众，要知道，电影里除了音乐和镜头的蒙太奇，“爱情”也可以作为一种叙事啊。而且此等手法最易掩饰，因为有“爱情本身”做掩护。

至于民风民情，若再推演一把，在当前两岸这么敏感而关键的政治风云下，如此高调的抒发台湾人的本土主义热情，再向前跨两步就要民粹了，民风民情民粹，正好三民主义，其立场无疑（会让人怀疑）倒向台独。

当然了，还是要进入历史语境去谈电影，光表个态是不够的，不过今天实在是吃惊“去政治的政治化”已经横行至此，那表态也许还是必不可少。这个问题上只能进不能退。

再说这个电影，我非常喜欢前四十分钟，颇有大师手笔，几段线索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汇在了一起，极有张力，多方人物的来路都非常饱满，蒙太奇产生的幽默感，生活场景的质感，都相当好，底层表现的既生动又有气象，不像是第一次拍片的导演啊，但是四十分钟以后就越发平庸了，那个日本姑娘怪头怪脑的中文，还歇斯底里的吼，到底要“美”还是要“生动”？还是既不美又不生动呢？线索归一后更是彻底平面化了，看得我晕晕沉沉，结尾还出现可笑的彩虹之类的，到底是要“生活”还是“隐喻”呢？还是既不生活又不隐喻？

之前听过范逸臣的《piano》，“每个人心里都有架钢琴”，印象颇好，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拍的电影，前面还蛮有型，跟日本姑娘上完床之后就越发怂了，另外几位主角的性格也是越到后来越单薄，就不能再奋起一把么。总之，好片与烂片一步之遥，这个片子往商业和媚俗的方向多跨了一步，政治气味又那么令人不愉快，是为烂片。

正巧看到一本关于好莱坞电影剧本的书，前言这样写着：

五十年前，是好莱坞编剧们的纯真年代。
大部分观众仍认同以下的观点：
当你灿烂的笑的时候，没有人感叹你的虚伪，就叫“纯真”。
用美色，金钱之类的东西去诱惑自甘堕落的人，就叫“罪恶”。
全心全意的为些不值得的人付出，就叫“善良”。
纵情声色，就叫“下流”。
对物质和权力不知餍足，就叫“贪婪”。
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换了字典，以上的词条让给了“幼稚，精明，愚蠢，潇洒，理所当然”！

可电影没有变，无论以一级叙事还是N级叙事，仍是传说中的“经典电影”——就是把普遍价值钉在那里撒！

《李米的猜想》，上周在格格家看的，MD，看到后面我居然又是哭得气都喘不过来。实在太逊了。

看电影的时我一直在偷偷观察那个作为事发地的城市昆明，看它的街道有多宽，高架桥有多少个弯，街上的人是否慈眉善目。我总想着窦子明年就会回昆明工作了，天远地远的，再要是被人偷了钱那可怎么办。

周迅的演技还是那一套，我并不觉得好到哪儿去，一出场时她用京腔吼了一句“你他妈怎么不去死！”，就这句，还挺有范儿的，后来就慢慢不行了，越到后来劲道越不足，前半段好不容易铺好的线索，随着事件的展开，反而失去了一开始的张力，故事收的很完整，但或许还是可以更好的吧。

影片快结束时，李米对着镜头坦白，“我和方文，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有人在乎我们”，我就是被这话说得哭到不行的。可是李米只是“理想的”普通人（我觉得“平凡”二字太有腔调了，不如唤作更口语化的“普通”），屏幕前名字都叫不出的我们才是十足的普通，我们长得不美，意志又不坚定，我们的爱情也没屏幕上那么不要命的热烈，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花四年去等待，只是在四年后默默的结婚生子，尽力去与日常生活泰然共处。我们平淡如水，一辈子也碰不上贩毒的吸毒的跳桥自杀的，我们也缺钱啊，也发牢骚啊，不过是听一晚摇滚抽两根烟，心中就算多颓靡多暴躁，不会忘记明早还要早起挤地铁。我们也是乡下人，却不会像电影里的王宝强那样，以为满大街都能找到家乡的小香，MD，为什么现在的电影总喜欢把农民拍的好像都不怎么会爱，都爱得笨拙而无知呢！虽然也宅心仁厚的带着褒扬的语气，但实质却又如此粗暴轻易的定位他们。

至于窦唯的音乐，承袭他愈演愈烈的装神弄鬼风格，已经完全没有力量了。放在其他装神弄鬼的场合尚且还好，放在这个电影里显得滑稽的不得了。

我被电影成功的煽了一把，擦干眼泪却来说坏话，这大概就算是完成了一次自我批评吧。虽然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当“普通人”在电影院里，在充斥着文青味儿的影评中错觉自己真的普通到跟李米或者方文一样时，乃至继续生产出另外一些错觉，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但我还是要坚持，在这种错觉中，我们正在与很多现实的可能性擦肩而过。

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正逐渐成型着所谓的“立场”了，这一步也许快了一点，再自我批判一次。

再说一句，大家都说方文是代表着向现实低头的爱情，而李米代表坚持，我倒觉得，这样的二元论使得我们人人都像孬种，不如不分（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跟窦子和解）。我老老实实的想，谁要是能踏踏实实的把现实，也就是日常生活，和爱情混淆在一处，即便偶尔打个折，那也已经足够牛B。

我这样想，当然不算是妥协。

听了一整天的课。很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问题，成其为了“问题”。

这自然应该看作是空间的开拓，可是我顽冥不化，而且总做不到“兴致勃勃”的去思考，放在22岁的时候就可以，反正现在却变难了，真怪。

今天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有点自责了，我觉得问题出就出在自从换了个新的专业来读书以后，我非但没开放出更多的“可能性”，反而“自我先行”，反过来把自身越发限定的窄了，这就没意思了撒小冯，有点像是佛教里说的“所知障”。

呃，不说这个了。想继续说说上周电影课上的贾樟柯。

我一直觉得贾的片子里《小武》是最好的。于是上周又看了一遍，脑子里蹦出来几个问题，当时就问过大可，他没当回事，好，现在再拿出来问自己一次。

就是所谓“诗意”的问题。我坚信《小武》好就好在此，叙事里不仅有泥巴，还要有石头，因此整部电影才能立得起来，而小武里的这些个石头，正是被安插在现实和诗意接口处，作用在于，它扎实的标志着，（甚至是指引着）这儿也许还有一条路。

何为诗意？或许，我们注意到它是因为突然哪里小浪漫了一下，或者是稍稍贴着地面飞起来了一小段（我想起《孔雀》里的降落伞），但这只是低段位的，真正另我们感激的是，它给我们一个瞬间遥遥瞥了一眼这条路，“原来还有这么多可能性”——还有比这更有希望更美好的么？（大可或许会说，“反抗的可能性”，好吧，当然也不止）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电影的诗意，或者干脆说是纪录片的诗意，似乎更让人着迷。我们看到的这个小武长着一张毫不醒目的脸，自始至终带副大眼镜歪着头，我们慢慢的看出他既执拗又活络，既弱小又仍是有那么丁点力量，他跟我们一样，竭力维系着自尊，并且掌握着一整套底层过日子的道理，他对这个世界有理解，（这就是我认为的“前故事”），这些理解，我们清楚的知道，是生活流将其带到这个位置上来的。贾樟柯叙事的高处也正在这个地方。

贾眼中的“现实”和“生活”恰恰由这里开始，它的终点却不指向叙事的结束。虽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电影中的小武好不容易有了一丁点儿“故事”（更像是，他的生活无意间被我们跟上前去看了一段），但他从哪个方面来看似乎都谈不上是什么“主角”（我们连他眼神都没看清楚过一次），他是谁？他在哪里？这一直就是一个问题，而这也是底层一直以来就有的问题。

贾樟柯的回答是：他就是小武，是在小武生活中的那个小武，（而对于小武他自身，这是一个动态和张力的确认过程，即便全失败了，也是行动，但设想如果他放弃行动，他便彻底的被掩没，这便埋葬了诗意），这里的辩证处在于，只有当他作为“在小武生活里的小武时”，他才是/被当作一个主体。

说句滥觞的话，这就是贾樟柯愿意用他的镜头给予生活的敬意吧。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路径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当摄影机在破旧的小镇上跟着小武的脚步慢慢向前推的时候，又或者远远的驻在那儿，看着他在浑浊的澡堂里哼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踏实。我坚持认为到这个时候，也就不需要给价值判断“留”位置了，我相信这同时就已经回答了“现实在哪里？”这个问题。

而对照《三峡好人》，问题恰恰在于塞得太满，过分结构，我也非常讨厌大坝边跳舞那一段，另有一些古怪的甚至带着点隐喻象征的细节，石头还没立住，泥上面就要开始砌墙。如此结构的精心安排让贾樟柯显得居心叵测，当我们在现实主义的影片中被感觉“唤起”了些什么的时候，似乎就该警醒它的滥情乃至虚伪了。

此外，《三峡好人》中充斥着价值判断，被死死结构在他的叙事之中，太凝固了，这就走远了，比生活多走了一步，用我们课堂上的话说，就是从肉身到理念这一步，走得快了些。

所以，比之小武，好人的力量反而弱了。

（这篇文章里我没有谈宏大叙事的问题，还没想清楚，待续）

《大路》，导演费里尼，1954年作品。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爱情故事。我想说的是，费里尼把一切都“爱化”了，所以当悲苦的人群在影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扛着耶稣像进行仪式时，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崇高“爱感”。

执摄影机的手每一次朝向剧中的小丑姑娘时，都是在抚摸她。她既是母性的又是弱的，似乎比我们更弱，但影片中我们却一再的向她索爱。小丑从来都是最悲剧的角色，他们脸上兼有豆大的泪珠和红鼻子，共同论证着悲喜，敏感的观众笑着笑着就流泪了。然而，又是为什么，我们恰恰向她索爱？

我出于直觉的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只有找到她身上的某部分后才会自觉完整。

而生活，生活就像那个卖艺大叔胸前的锁链，我们在大街上，在人群面前屏息用气的挣脱它，各位大叔大妈，叫个好吧，捧个人场也好。然后，换了下一个场合，又老老实实套住自己，again and again。

卖艺大叔碰到了小丑姑娘。没有什么宿命，救赎，没有什么温情亲情。帮帮忙吧，干活，拿钱，吃饭，这才是硬道理，这才是生活，你他妈懂不懂？你若甘愿，这生活还可以比作是大叔的那辆烂货车，轰隆隆的只载得动他们二人的身体，除此之外的一切就打包起来，扔掉吧。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其实还是有天使的，在任何场合。第一眼出场时，他走在高空的绳索上，手臂上甚至有翅膀，多么相得益彰。第二眼他是在拉小提琴，然后依次是在奔跑着，在天真的恶作剧，在咯咯笑，在温柔说话。谁不爱天使呢，1954年的摄影机那么糙，却把他拍得像圣徒一样白亮温暖。

我过去以为只有爱人才能做天使，他浑身泛着光晕，生活瞬间举重若轻。其实不是的，小丑姑娘眼中人人都是天使，她并不强求被救赎，因为苦难早已另她无比完整，她只是“给”，于是她才会持久的吸引着我们去“索要”。

随之，电影完全被升华了，结尾时卖艺大叔在海边失声痛哭，我松了口气，他终于解脱了。直至此时，费里尼计划中的所有救赎都完成了，直至此时，每个人都充盈着救赎他人的强大力量。

我越发相信，事物在未曾被命名前才是最好的状态。比如生命中无法命名的一段经历，再比如人与人之间无法命名的某种联系。

但是人们往往缺乏某种自信，以为命名之后便能更长久的把握它，以至不失去。可是这却使自身远离了美好，真正的美好不存在于认知，它自足的在某种浑然一体的鲜活状态中被反复体验，并且永不需要换算为概念和逻辑。

我碰到过的不合逻辑的事儿也不少。回忆里更多些。昨天大王说记忆是一切苦痛之缘由，可是如果没有记忆，我何以成为今天的我？所以我想我们爱一个人，说是爱他的当下，实则是爱他前世今生所有或显或隐的记忆，爱他祖宗十八代远亲十五门。

而幸运的是，这么繁杂浩大的工程实际上不需要任何逻辑和认识。你瞄一眼，然后你就确知了。

所以，最简单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毫无缘由的无端厌恶任何人在我方圆十米内打喷嚏的行为，请原谅，这真的是纯生理性的完全无法屈就和克服，从很小的时候便如此。然而某一天的某一时，我潜在你座位旁假装看着书，然后呢，你打了个喷嚏，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一反应竟是担忧你会不会是感冒了。

压根没有一丝厌恶，没有什么纯生理性的完全无法屈就和克服的感觉，没有我笃信的因果自然律。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跟某种东西比起来，算个球。

而这种东西恰是无法命名的，因此它注定美好。我本决意了无需任何多言。

然而，为什么还是会在深夜里听到这首歌时无法自己？大概是我突然无比悲伤的想着，也许我们生生世世重复着交错相遇，却没有一个时刻可以一起弹奏同一个曲子。

某一世你说，“我欲醉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而我却爽了约。

某一世我终于学会了六弦琴，你却要一个人走江湖。 

还有一世，我是个聋子，而你断了手指。

而这一世，我只是坐在你身边，而你只是恰巧打了个喷嚏，而已。

      Are you really here or am I dreaming?
　　 I can't tell dreams from truth
　　 For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 have seen you
　　 I can hardly remember your face anymore
　　
　　 When I get really lonely and the distance causes only silence
　　 I think of you smiling
　　 With pride in your eyes
　　 A lover that sighs
　　
　　 If you want me
　　 Satisfy me
　　 If you want me
　　 Satisfy me
　　
　　 Are you really sure that you'd believe me?
　　 When others say I lie
　　 I wonder if you could ever despise me
　　 When you know I really try
　　 To be a better one to satisfy you
　　 But you're everything to me
　　 And I'll do what you ask me
　　 If you'll let me be free.
　　
　　 If you want me
　　 Satisfy me
　　 If you want me
　　 Satisfy me
　　
　　 If you want me
　　 Satisfy me
　　 If you want me
　　 Satisfy me

她总归是想做点事的，一般人的生活怎么埋得住像她这般的人。倒也不一定非得是顶天立地的事，然而时局涌着她，如大海涌着枯叶一样的轻而易举，她被赋予了一个“革命任务”，被赋予一个“身份”，她的存在被镶嵌在另外一种叙事中。谁知道呢，谁能了解这宏大叙事里居然还藏着她自己那一丁儿的东西呢。

这一丁点儿东西，是她的身体，又或许是爱，但总之是她能真正持有的一切。她能持有的东西终究太少。

想来她这一生都还没怎么爱过，三年前的那不晓得算不算。后来，已经没什么意义的时候，那个青年还是补上了这一吻，她嘴是避开的，还是忍不住怨了一句，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

暗杀易先生倒成了她唯一值得去做的事了，她提着这个劲去陪太太们打牌，“打了这么多年，仍是老输钱”，真是讽刺，不过算来也的确是有那么久了，这么些年来活在别的身份里，自己也老早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

易先生是个谜，谜得恰到好处，在于他慢慢有那么点意思快被她破解。在歌舞升平的日本小酒馆，他听完她唱完《天涯歌女》的最后一句，抬起头时眼睛竟然是湿掉了的。这个时候无色亦无欲，只剩他握着她的手，暗暗加了点力，这力度令她有所慰籍，这个时候她想必也知道了，这个男人未免不真。

其实易先生才是可怜的人，一开始不过是看中她的鲜嫩，讨个情人而已，后来可怜到只有在她身体里才能感觉得到自己的“存在”。他是时势造下的人，因为担当的权势太重，张爱玲和李安都不同情他，甚至没能像范柳原一样，被给予其任何补偿。

至于她终究是不是如愿以偿的破了这个谜？我不能说，说出来答案就会跑掉。

当然，结局是一样的，易先生还是会签下字，十点的时候她还是会被枪毙。这与爱和欲都没关，所以我乐观的认为她倒也死得其所。她的爱与欲不是全然没有重量的。

色是个戒。以身破戒，这本身就是个诱惑。就算事先把结局告诉她，她还是会拿命去试这一把。所以最后她拿出了自杀的药丸，却没有提前去死，情愿他再送她一程，她是想把这出戏从头到尾的演完，她想一直看到最后。毕竟这是她人生的唯一一场戏。

戒是个色。“他不仅要钻进我的身体,还要在我的心里愈钻愈深”。

他们曾在黑暗里一起颤抖，这能量是凡夫肉身迸发出的最大一击。仿佛两把利器，相交时即刻溅出耀眼火光，这火将身体烧尽，在最辉煌的那一刹，它足可以以假乱真。“爱情”这两个字，说到这一步就俗了。

至于六克拉戒指，酒杯上的唇印，皱皱的床单，则全然不过是一个隐喻。

灵与肉构成巨大的悖论，在这悖论跟前，生与死的二元都显得不那么绝对。怀中的男人下一秒会成枪下的鬼，舍得去心疼的女人也舍得送她死。

又看了一遍小说，发现在故事的最高潮，即最紧张的一刻，张爱玲居然以从未有过的抒情笔调观照着这个男人：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

而接下去的张爱玲更是无法自持，以至把这句不能说的话泄露了：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才发现上海的冬天又到了。我用紫色披巾将自己仔仔细细裹好，这披巾是好多年前从九寨带回来的，总共没用过它几回。那时想必也不曾料到，这一晃也真有三，四年了。

若此生永不相见，一个城市的距离，一个电话的距离，便如同这生与死的距离了。